第1265章 不要装可怜行不

深海游龙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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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就算是在甘晓莹眼里被看做不怎么样的车子,她现在开的也是一辆白色的现代。十几万元的小车,经济实惠还省油,开出去虽然没有多大的面子,但是在家庭中用作上下班代步工具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

    可是,当她接过来赵建辉递给她的钥匙的时候,却不由得有点目瞪口呆瞠目结舌。吉利金鹰?这车子虽然外形不错,但是这个牌子的知名度其实在太低了一点儿吧?再说了,据说这款车子大毛病没有,小毛病巨多,这人什么身份啊,居然开这么一辆车?不是抠门就是装穷,你至于么?

    回到办公桌后面,赵建辉处理了几份文件,无非就是在上面签署一个“阅”字,看看表,已经到了下班时间,赵建辉不由得摇摇头,政法委这边的工作还是很清闲的,与省长、市长任上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   一些不大不小的案子,下面的省市谁也不想报上来曝光的,能压在下面处理的,就在下面想法设法的处理完了,实在是压不住的,那也是个别的人通过越级上访的渠道掀了老底,地方政府不得已才报上来的。

    对此,地方政府起码有三种“花钱买平安”的方法。一是自己派人在北京截访。长期以来,这项工作以驻京办为枢纽,地方政府以及法院等都花费人力物力在京驻守。上访者来京上访,大多都是驻京办派人将其送回家的。

    一位基层政府办公室、公安局和法院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,大部分都得轮流驻京,主要任务即去各大衙门信访室截访。

    但驻京办引起首都管理和行政秩序的混乱,导致中央裁撤。截至目前,除50家省级政府及经济特区政府和296家地市级政府仍保留驻京办事机构外,各地区各部门已撤销驻京办事机构共625家。

    驻京办被裁撤,显然提高了地方政府派人截访接访的成本,使得第二种方法更可取:将截访外包给保安公司。以鼎元公司为例,即曾和19个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相关截访合作协议。

    保安公司为地方政府截拦、关押、遣返访民,每个项目都有明确收费细目,包括:稳控费每人200至400元、强制费每人200至400元。护送费的细目则按交通工具、护送人员和距离不同,收费不同。

    涂雄的保安公司也有地方政府找上门来洽谈这种生意,当时涂雄也看着眼热,还是赵建辉力阻他发展这方面的业务。后来鼎元公司受症,涂雄才心悦诚服的佩服赵建辉高瞻远瞩。

    即使截访失败,访民影响已成,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,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条路:“销号”。

    上访者在上级部门申诉后,信访部门会备案留底,此谓之“标号”。公开资料显示,2009年到京上访人数冀省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15700人次,中原省第二为5700人次,辽东省位居第三。

    但 2009年后,相关部门变更规则,对正常上访不再通报,只通报“非正常上访”人数,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大排名,并下发到省级党委与政府。

    这些排名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挂钩,但只要花钱去之,则无碍政绩。

    包括驻京、外包和“销号”,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“市场”,各色寻租者、掮客、打手于其间觅食。无论驻京办、保安公司、信访局官员,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,维护并扩大了“维稳”之饼。随着这个“市场”的扩大,即便与“维稳”无直接关联,亦可以“维稳”之名,行“寻租”之实。

    截访、外包和销号的灰色市场之所以存在,一大原因在于维稳体制本身。以信访为例,在信访的实际运行过程中,或“截访”,或“销号”,信访本应承担的“下情上达”功能近乎失效。然而,从制度设计之源求证,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,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。

    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,1982年《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(草案)》的通过,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: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,信访制度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。

    在应星看来,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,“维稳”问题必然浮现起来。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,在农民负担、土地纠纷、职工下岗、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上,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,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,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企改革的推进,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削弱,城乡居民寻求自我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空间与日俱增。更重要的是,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,公民权利意识增强,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。

    应星认为,信访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,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,另一方面,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,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“依法抗争”。

    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,使得信访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: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条群众线路监督地方,因此坚持信访制度;另一方面,却不想因此影响中央工作,因此要求地方政府严控信访,将 “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”并消化在基层。在这种以“堵”为主、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,一旦发生不稳定事件如集体上访,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。

    由于缺乏程序性和法律效力,信访制度难以有效地终止矛盾和纠纷;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,则是权力的任意性。与此同时,权力支配下的司法过程中的矛盾终止机制也是软弱无力的。

    “维稳”体制与国家转型期面临的问题相适应,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膨胀。要打破“越维稳越不稳”的稳定怪圈,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孙某所指出的,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,建立有限政府;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;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;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。

    择其要者,可以“法治”二字概括。依法治国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,正是中央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。2011年3月10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宣布,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。

    但政治体制改革,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仍需加速。欲求社会真正稳定,首推司法体制改革。公正、高效、具有公信力、能制约公权的司法,是社会的“减压阀”。推进司法体制改革,使得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,社会冲突亦可纳入法治轨道。

    其次,应当逐步扩大民》主。民》主者,公民当家作主也。大如政府换届,小如水价增降,公民手握选票,参与听证,选举有权,表达有道,不稳定因素,自然可去之大半。

    再次,执政党应当转变执政思维,增强执政能力。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,现代社会的社会冲突不仅在所难免,而且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必然现象。对此,一方面,政府自我约法,不越界,不违法,不制造不稳定因素;另一方面,放开民间组织,培育公民社会,一旦起了冲突,有法院独立审判,有非政府组织独立调解,自然安定团结,社会稳定,长治久安。

    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,我们有理由期待,法律不仅能成为人们的“挡箭牌”,亦能成为安定社会的鼎器。

    但是,真的要达到这一步,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年。从赵建辉所处的角度看过去,这一步的跨越,还真的很难很难。它并不是难再几项制度的设立,而是难在执行制度的人的思想理念。

    现在自己的层次还没有站到那个高度,也只能该下班的下班。

    收拾好了自己的小包,赵建辉夹着包出门,看到甘晓莹也在收拾自己的东西,就多嘴问了一句:“回家啊?要不然一起吃?”

    “好啊,我正好没事。”甘晓莹很是干脆的回答道。赵建辉就不由得苦笑了一下,心说我多说这句话干嘛?本来不过是一句客气话,甘晓莹还真的会顺杆儿爬。

    走出了办公楼的大门,赵建辉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那位叫做吴玉成的司机,在张彩萍嘴里被叫做小吴的人其实已经三十多岁了。他刚把赵建辉的车子开进了停车场,就看到赵建辉和甘秘书从办公楼里面走了出来,就跑过来请示赵主任,是开那辆奥迪出去还是开着辆吉利。

    赵建辉心说既然邀请了秘书,那也不能冷落了司机啊,正好试试司机的“手艺”。于是就笑着说道:“咱们出去吃顿饭,你随便开那一辆车子都行,地方你挑,今天我请甘秘书和你……”

    甘晓莹不由得瞥了撇嘴:“领导,不要说得这么可怜好不好,您有招待费的,就像您这么上班,怎么吃都吃不完的……”